天津奥林匹克博物馆日前在天津大港区正式开馆，为现代人了解天津和奥林匹克的百年渊源建立了更好的平台。请听记者于霁丹、郑璐发回的报道：

　　天津奥林匹克博物馆位于天津东部大港区，是国际奥委会批准的奥林匹克专题博物馆，也是国内北方地区第一家奥林匹克博物馆。博物馆的馆长和出资人，国际奥委会委员之一吴经国先生为博物馆正式开放专程来到天津。谈到为什么要把博物馆设在天津，吴先生说：

　　（008）主要就是天津是近代奥运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源，在这个发展地，从这里开始，所以这里有一个奥林匹克博物馆是非常恰当的，也更能够凸现天津在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点。

　　在这座由吴经国自己设计并出资的博物馆里，展出的是他多年收藏的600多件奥林匹克私人收藏品。有历届奥运会火炬、奖牌、纪念币，还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赠送给吴经国的珍贵纪念品。
在博物馆二楼，记者看到了一个略显陈旧的笔记本，原来这就是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先生的《奥林匹克宣言》手稿。吴先生介绍，这本珍贵的手稿记载了顾拜旦在20世纪初游历多个国家的感想体验，100多页的文稿中有27页的内容涉及到了中国，介绍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当时中国的看法。

　　（008）顾拜旦是我们现代奥运之父，他创办了国际奥委会，创办了奥运会，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开创者。当然他留下了很多东西，但是一个完整的一本书的手稿并不容易。我听说这个拥有者在德国，并不是在法国是在德国。所以就透过一些管道去联系。联系以后他说确实在他这里。我就说我要盖博物馆，经过了很多的周折，也是协商，最后他割爱把这个让给了我。当然要付一笔费用。但是我觉得博物馆都要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近代奥运之父的东西在我们馆里，意义不一样。

　　吴先生笑言：有了顾拜旦先生的《奥林匹克宣言》手稿，天津奥林匹克博物馆就有了“镇馆之宝”，也够得上是世界级。

　　天津这座城市，和奥林匹克有着百年渊源。一百多年前，正是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先生提出了“奥运三问”，希望把奥运的火种播撒在中国大地上。吴经国说，作为教育家，顾拜旦看到了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曾在1894年致函李鸿章，希望中国能参加首届现代奥运会。但那时的清政府却对他说“不”。可在天津，同样作为教育家的张伯苓先生也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并大力推动着中国的奥运进程。两位先辈的一个共同愿望，是希望奥运比赛能成为停止战争，重回和平的契机：

　　（008）教育是德、智、体，兼备了，就是完整的教育成果了，所以体育在教育过程里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体育教你遵守规则。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别人。第三个很重要的是，要从事体育运动，你必须要做到完美。所以奥林匹克有这样的价值在，就一直能传下来，这个让学教育的人看到了。而国际奥委会透过奥运会的举办当然是要追求和平，透过体育可以化敌为友，起码可以冲淡问题。都是通过体育运动找到和解的契机，再从这个契机发展下去。

　　继张伯苓之后，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百年间，王正廷、董守义、于再清几位和天津、和南开有着特殊情缘的人士都相继担任过国际奥委会委员。出生于台湾的吴经国同样和天津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他本人多年前就开始担任南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妻子更是咱天津老乡。这也许是吴先生把博物馆设在天津的一点儿“私心”吧。